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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16个版面大篇幅报道 北京目标行动汽车俱乐部组织的中国自驾游活动

* 来源: 目标行动 * 作者: 目标行动俱乐部 * 发表时间: 2019/1/7 16:34:34 * 浏览: 76

  72日,美国《纽约时报》用11个版面的篇幅对北京一次自驾游活动进行了深度报道。以下是翻译后报道(有删节):

  中国汽车俱乐部巡礼(原名:走资本主义路的人——指有汽车参加自驾游的中国人)

  特德·康纳弗

  原载200672日美国《纽约时报》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特德·康纳弗(以下改用他在中国的名字朱继红)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他的假日公路旅行。他报名参加了中国最知名的汽车俱乐部北京目标行动汽车俱乐部的自驾游活动。十月一日星期六早上六点,(中国每年的三个黄金周之一,旨在促进国内的旅游业,同时确保人们抽出时间),他已经把他崭新的现代途胜”SUV车停在了我在北京商业区的宾馆前。这辆车带有像限量版行李包、桃木装饰和铬钢踏板之类的扩展设备。他早来了半小时,但是赶得很匆忙。他都不敢相信我还没准备好。

  我的朋友李露——同时也是我的随行翻译——在宾馆的餐厅里找到了我。她住在离我几英里的公寓里,醒得比我早得多。而她估计朱继红从他郊区的家里赶到城区,恐怕是凌晨4点就已经起床了。李露说她有点担心:她帮我在这次汽车旅行活动中报了名,原以为与我们同车的司机会是个文化人,但现在,她说,朱继红没受过太多教育

  你这么说是指什么?跟着朱继红离开宾馆的旋转玻璃门时,我问李露。

  朱穿着讲究,深色运动裤,休闲皮鞋,针织恤衫,一副中国商人的打扮。他今年40多岁,一手夹着烟,头发刚理过,顶部烫成波浪形,看上去有点生机勃勃的、年轻人的气息。我和李露走出大门之前,他已经在他的现代车的行李厢那儿,为我的背包腾出地方。然后挥手示意我坐在乘客的位置上。我来到他面前一伸手,他立即停止忙活,和我握手。李露是我们的中间人,她试着向朱介绍一下我,但朱并不拘泥于这些礼节:他只是稍微点点头,然后绕车检查了一下,弄出很大的响声,然后坐进来,扭动钥匙开动了汽车。李露从后排座位上看了我一眼,意思是:看见啦?我说的没错吧?

  但是,即使朱继红吸烟,弄得车内充满了烟雾,即使民用无线电和CD唱机里播放的歌剧式的红军曲调的声音此起彼伏,我并不是很介意他的举止(李露说,这反映了工厂主的农民背景)——因为我们出发去探险了,而朱的兴奋情绪很有感染力。我们这趟行程为期7天,从北京出发到华中的湖北省,其间还要在三峡大坝和神农架森林自然保护区停留。神农架是传说中的野人的故乡。尽管我们这次参加的这个活动名字叫自驾游,但我们不是单独行动的:有十二辆车的人和我们一起旅行。这次活动是由北京目标行动汽车俱乐部组织的。这类营利性的驾驶俱乐部目前已在中国遍地开花。

  朱已准备在车上度过一整天——首站南阳距此500多英里——但是,实际路程甚至比他想象的更长。我们与其它车辆约好在涿州会合,这平常只要一小时,但现在将推迟四个小时,因为浓雾封锁了高速公路。大雨将至,当时正是中午,假日的车流又挤满了公路,我们提早出发也完全没用。可能会发生事故,也许是致命的那种——翻车。也许我们的三菱在午夜过桥时会仰面朝天。我们本来应该在下午1点在宾馆吃午饭,然后高兴地去看我们的房间。但现在却还在路上,朱从暖壶里倒了点茶,开始对李露讲他是多么有钱,而我们在他的车里将会多么幸运。

  他说他是个优秀的司机,我们的行程会很快。李露疲倦地说。

  72日,美国《纽约时报》用11个版面的篇幅对北京一次自驾游活动进行了深度报道。以下是翻译后报道(有删节):

  中国汽车俱乐部巡礼(原名:走资本主义路的人——指有汽车参加自驾游的中国人)

  特德·康纳弗

  原载200672日美国《纽约时报》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特德·康纳弗(以下改用他在中国的名字朱继红)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他的假日公路旅行。他报名参加了中国最知名的汽车俱乐部北京目标行动汽车俱乐部的自驾游活动。十月一日星期六早上六点,(中国每年的三个黄金周之一,旨在促进国内的旅游业,同时确保人们抽出时间),他已经把他崭新的现代途胜”SUV车停在了我在北京商业区的宾馆前。这辆车带有像限量版行李包、桃木装饰和铬钢踏板之类的扩展设备。他早来了半小时,但是赶得很匆忙。他都不敢相信我还没准备好。

  我的朋友李露——同时也是我的随行翻译——在宾馆的餐厅里找到了我。她住在离我几英里的公寓里,醒得比我早得多。而她估计朱继红从他郊区的家里赶到城区,恐怕是凌晨4点就已经起床了。李露说她有点担心:她帮我在这次汽车旅行活动中报了名,原以为与我们同车的司机会是个文化人,但现在,她说,朱继红没受过太多教育

  你这么说是指什么?跟着朱继红离开宾馆的旋转玻璃门时,我问李露。

  朱穿着讲究,深色运动裤,休闲皮鞋,针织恤衫,一副中国商人的打扮。他今年40多岁,一手夹着烟,头发刚理过,顶部烫成波浪形,看上去有点生机勃勃的、年轻人的气息。我和李露走出大门之前,他已经在他的现代车的行李厢那儿,为我的背包腾出地方。然后挥手示意我坐在乘客的位置上。我来到他面前一伸手,他立即停止忙活,和我握手。李露是我们的中间人,她试着向朱介绍一下我,但朱并不拘泥于这些礼节:他只是稍微点点头,然后绕车检查了一下,弄出很大的响声,然后坐进来,扭动钥匙开动了汽车。李露从后排座位上看了我一眼,意思是:看见啦?我说的没错吧?

  但是,即使朱继红吸烟,弄得车内充满了烟雾,即使民用无线电和CD唱机里播放的歌剧式的红军曲调的声音此起彼伏,我并不是很介意他的举止(李露说,这反映了工厂主的农民背景)——因为我们出发去探险了,而朱的兴奋情绪很有感染力。我们这趟行程为期7天,从北京出发到华中的湖北省,其间还要在三峡大坝和神农架森林自然保护区停留。神农架是传说中的野人的故乡。尽管我们这次参加的这个活动名字叫自驾游,但我们不是单独行动的:有十二辆车的人和我们一起旅行。这次活动是由北京目标行动汽车俱乐部组织的。这类营利性的驾驶俱乐部目前已在中国遍地开花。

  朱已准备在车上度过一整天——首站南阳距此500多英里——但是,实际路程甚至比他想象的更长。我们与其它车辆约好在涿州会合,这平常只要一小时,但现在将推迟四个小时,因为浓雾封锁了高速公路。大雨将至,当时正是中午,假日的车流又挤满了公路,我们提早出发也完全没用。可能会发生事故,也许是致命的那种——翻车。也许我们的三菱在午夜过桥时会仰面朝天。我们本来应该在下午1点在宾馆吃午饭,然后高兴地去看我们的房间。但现在却还在路上,朱从暖壶里倒了点茶,开始对李露讲他是多么有钱,而我们在他的车里将会多么幸运。

  他说他是个优秀的司机,我们的行程会很快。李露疲倦地说。

《纽约时报》报道中国自驾游活动(2)

                                             
  中国汽车急速增长的数量令人震惊。全国公路里程至少是23000英里,是2001年的两倍多,现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轿车的数量,2001年为600万辆,现在则是2000万辆。2006年前三个月的汽车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4%。在北京,每天都要售出1000辆新车(500辆旧车)。中国汽车制造业庞大的增长数量很快就会冲击美国和欧洲本土,因为极其便宜的中国汽车在今后两三年就会在这里展出和销售。(设想一下:普通轿车仅售10000美元,豪华SUV车仅售19,000美元。)

  当然,这一切不仅仅是建设和生产,汽车文化也正在中国生根,从很多方面来看都和我们相似。城里的驾车者碰到交通堵塞的时候越来越多,这时他们就听音乐。他们买汽车杂志,像《车王》《座驾》《中国汽车画报》《车友》《轰》(汽车-街道-旅行-比赛)之类。书报摊上,有二十多种此类杂志在争夺市场。麦当劳公司上个月表示,它预计其在中国一半的销路将会在免下车餐馆。一些主要城市的整个地区,像北京的亚运村,已经专门划出了停车场和展品室用地。

  与汽车相伴而来的是污染。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结果,在过去的10年中,北京地区二氧化氮的浓度增加了50%,而且增速正在加快。

  另一方面,中国人依然用自己的方式来理解汽车行业。看看描述我们这次远征活动的名字:自驾游。叫自驾,是为了和通常的驾驶观念——别人开车带你——相对比。直到现在,一个重要到能拥有自己小汽车的人,也能拥有自己的司机。一些传统即围绕这些观念发展起来。比如,私人司机在工作期间和老板共同进餐,这些现象随处可见。

  但那些做法正在变得过时。新的和爆发式流行的形式是汽车俱乐部,其中一些是围绕旅行的观念组织起来的,像北京目标行动汽车俱乐部;他们以组织大型活动和自驾游在北京有名声。另一些则是仅仅是围绕乐趣的观念组织起来的。例如,北京大众波罗汽车俱乐部(VW Polo Club)拥有一个互动网站和几百个年轻的会员(“波罗是大众公司在欧洲和拉丁美洲备受欢迎的车型,现在也在中国生产了),会员们定期聚会,学习保养汽车,送玩具给孤儿,或者像美国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怀旧潮流那样,周末开车去享受快乐。一次,为了庆祝2008北京奥运会,48个会员来到一个巨大的停车场,用他们密集的各色汽车拼成了奥运的徽标。每一个圆圈用一种不同的颜色。一些单身的会员还在俱乐部里找到了伴侣,他们中有一对的婚礼仪式极具特色——一支清一色的波罗汽车组成的车队驶过北京的街道。

  在西方,汽车仍使人兴奋,但是家用汽车很快变成了家具的一部分。然而,在中国,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李安丁(),这位写了两本关于汽车的书的作者,也是国内一流汽车杂志的记者,当他在北京邀请我参加他的一些工业伙伴的宴会时,告诉了我这种现象的原因。在这里,人们想有汽车的渴望和美国一样强烈,但是这里人们的渴望被压抑了半个世纪。

  桌子对面,李安丁的同事李铁铮()解释说:我的同龄人喜欢俄罗斯电影。他们告诉我们一种观念:我们都应有一辆小车;但我们都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当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私有产权获得承认时,李铁铮买了他的第一辆车——波兰产的菲亚特。但反对私有产权的势力仍然十分巨大。压力太大了,我不能告诉任何人。我撒谎说我是借来的。

  这种情况并没持续多久。到2000年,许多规则被废除了,许多人挣了钱,拥有汽车第一次成为许多中国人的现实。李安丁生于1949年,即共产党取得政权的那一年,他说他仍然对变化感到惊异:当我最开始写关于汽车的文章时,我从未奢望在中国,在我们这一代,人们能每天驾驶私家车,其中还有少量世界最高档的车。

  人们围在桌前听李的故事,他们明显有一种骄傲的感觉。这不仅仅是方便程度的进步——比如说,这不像你的邻居由拨号上网改为高速因特网那么简单。对他们来说,这是中国终于融入世界,充分参与了人类的进步历程。它还有另外的含义,那就是一些长期被否认的事情最终获得了承认,就像纠正了一个错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用一个词权利来描述汽车所有权,这是我原本不会想到的:

  中国一开放,人们就能看到世界的另一端,就能知道那儿的人们是过着怎样的生活。你就不能再限制人们买车的权利。

  这是我们会一直拥有的权利。

  驾驶是我们的权利。

《纽约时报》报道中国自驾游活动(3)


  当李露看到京石高速路上涿州服务区的标志时,朱继红正在谈他最喜欢的话题之一:他去过的地方。他说,他曾经自驾去过蒙古和东北,去过新疆、西安,还走过丝绸之路。他还环游过西藏(真是好极了!),现在正计划着去香港。在他看来,我们现在旅程的主要问题是太短:一个星期不够长,这不能让你有离开过的感觉。他妻子已经对那些长途之旅越来越失去了兴趣,后来,她宁愿呆在家里,照看他在北京郊外的家乡附近买的宾馆和饭店。奇怪的是,他的儿子竟然也对驾驶压根儿就不感兴趣。

  李露打断了他的话,提醒他注意:到了我们原本应该与队伍会合的地方了。虽然已到下午,朱已经开了几个小时的车了,但他毫无倦意。在他减速的时候,我偷偷看了看里程表——这辆现代车他只买了两个月——上面显示有7700公里,即接近4800英里。照这样下去,这辆车每年的行驶里程将达到30000英里,其中多数是为了享受乐趣。

  虽然在停车场多数成员还是第一次见面,他们此前却已经过很长时间,因为此前每个驾驶员都在北京目标行动汽车俱乐部领了车载民用无线电和车顶天线。会合地在停车场一侧,中间是一辆国产的四驱车,车上有全队最大的天线,装配了很粗的保险杠,车身贴满了标签,还插着红旗——这辆车的主人就是北京目标行动汽车俱乐部的老总赵湘杰。

  目标行动汽车俱乐部总经理赵湘杰和他的车都是一副远行的打扮:他穿着一件带有很多拉链的卡其布背心,忙于接待刚到达的队伍成员。停车场另一边,一个来自广州的自驾团队也在集合,车的侧门和后窗都贴着巨大的数字标签,十分醒目。看来,给我们团队的每辆车贴上号码将是赵湘杰的下一项任务了。我的司机朱继红去领了他的号码贴纸,先擦干净了车门,然后认真地贴了上去,确信贴端正了才松手。如果说这里的一个主题是旅行,那么另一个就是公路拉力。这些贴纸就说明每个成员都是这个高速团队的一部分。

  多数汽车俱乐部是围绕旅行的观念组织起来的,不过,还是有俱乐部体现了不同的风格。一些俱乐部是由商家运营的(像广州的本田),另一些则是非营利性的、根据特定车型组织起来的(像北京的大众波罗俱乐部)。这其中至少有一个是户外休闲用汽车生产厂家的分枝机构。许多俱乐部都是冲着四驱车运动和远征险途而来的。有些俱乐部由旅游代理商赞助;也有些是由摩托车手发起运作的。

  在北京目标行动汽车俱乐部,赵湘杰的一个优势是和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曾经做过作曲家、制片人和官方庆典的组织者。他认识很多政府重要人物,并且成功地取得了一些大的业务。他的汽车俱乐部的办公室就在政府运营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里面。在2005汽车俱乐部与车友会高峰论坛上,我听他作过演讲。他宣称,如果像俱乐部这样的汽车相关产业要取得理想的发展,那需要政府更多地介入这一行业。我觉得他似乎想做中国汽车俱乐部的第一个副秘书长。

  在北京,还有一个名叫陈明()的年轻人正在为一家自驾组织:北京交通台FM103.9旗下的汽车俱乐部做事。他们有大约100多名雇员,占据了一栋中型办公楼的一层半。陈明拥有大量的、快速增长的业务。把汽车俱乐部和交通广播电台结合在一起,这很有创意。会员每年交纳27美元的会费,就可获得以下权益:团体保险费、油价折扣、北京五环以内的汽车救援,如果修车时间超过三天,还可使用免费的代用车,诸如此类。陈明原来是在北京目标行动汽车俱乐部赵湘杰的手下工作时才开始接触这项业务的(他曾是目标行动汽车俱乐部的副经理),而后来当我在北京和他交谈时,他也承认这一点,赵湘杰的目标行动汽车俱乐部培养了很多象陈明这样的组织者。

  我们的团队中一半是SUV车,剩下的则是轿车。几乎所有的车都是外国品牌:丰田,大众,三菱,雪铁龙,而不是路上常见的便宜的国产车型,像福田、吉利、奇瑞、江淮等(现在中国生产40多种本土品牌汽车)。一辆进口车引起了我的注意:一辆闪亮的白色沃尔沃S80。车主是一个穿着出众的男子,穿着白皮鞋,紧身牛仔裤,白色皮带上带有银扣,上身是Verdace牌的T恤,形象很吸引人。他叫范力(),是一个电视制片人。陪伴他的是他24岁的漂亮女儿范珑茵(),她刚从法国电影学校回来。珑茵很快和嘉林成了朋友。贾林今年30多岁,是个单身女记者,为《北京青年报》工作。嘉林穿一件黄褐色皮夹克,背后是一个带着翅膀的润泽的嘴唇图案,意思是飞吻。和我一样,贾没有开车来,只能搭便车。

  在白色的大众帕萨特车里,一个年轻的家庭很引人注意。这一家姓陈:风度翩翩的小红()(这个名字就像英语国家的彼得一样普遍)是一家IT企业的执行官;他的妻子尹爱琴(),是电力顾问;他们四岁的女儿尹怡怡(),我很快就知道了,在家里时在跟一个京剧演员学发声。

《纽约时报》报道中国自驾游活动(4)


  戴着眼镜的王家有些呆板,但很友好。他们在自己的雪铁龙赛纳车里,妻子在经营中国航空公司的一个后台部门,丈夫则在一家国际货运公司工作。他们也带了一个未婚的乘客周严(),一路上分担费用。周严温文尔雅,是中国第三大律师事务所的合作伙伴。

  同行的还有一些商人。一家水泥厂的老板李兴杰()从北京的郊区房山组织了1011个人参加这次活动,驾驶着几辆SUV车。有些人拥有煤炭加工厂,这说明他们很有钱。

  很快,11辆车都用号码和俱乐部的徽标装饰起来了。订餐一类的事宜也处理完毕。这个路边服务区看上去有点像美国的收费公路上其中的一个。国营的中石化的加油站以每加仑1.85美元的价格为朱的现代车加满油。我付了钱——付加油费和过路费是由我分担的部分。(中石化的加油站最近才接受信用卡。)车辆依次排着队,然后驶上公路。我们将在晚饭时再会合。

  中国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广深高速——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由香港大亨胡应湘修建的。胡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当时美国正开始建立州际高速公路系统。同时,新泽西州的收费公路已从四车道拓宽到了更多车道,胡应湘说这启发了他(他的大公司,合和控股,名字即取自于普林斯顿附近的一个小镇)。虽然胡资金短缺,最后还是中国政府帮他解困才完成这个充满雄心的项目,但收费公路的发展模式还是盛行起来。

  胡的广深高速项目是基础设施建设狂潮的开始。政府最近宣布了一个目标:到2035年,将建成53000英里高速路(美国的州际高速公路系统,到上周已经建成50年了,现有46000英里)。一些新修的路——尤其是在这个国家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几乎闲置。中国鼓励公路建设比起工业发展和人口安置适当超前,并认为那些会跟上的。

  当然,这个目标不是对沿海地区繁荣的简单复制(中国大多数人口住在沿海地区)。中国的宏伟目标是全国均衡发展。天定命运的中国版本——“西部大开发或者到西部去的方针,始于20001——期望这些遥远的西部领土,像西藏,蕴藏燃料的新疆(名字的汉语意思是新的边疆”),能在民族关系和经济方面与国家的其他地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看上去很像美国当年的情况:本地的土著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会消失。美国获得的是快马邮递、货车和蒸汽机车,中国则会获得公路和汽车。

  如果说中国西部的公路交通负担轻,东部人可不这么认为。当我们从石家庄向南到郑州的途中,路上挤满了出游和运货的车辆。朱在那些迟到的车辆中左冲右突,寻找位置。他的驾驶风格使我明白了,为什么中国只有全世界车辆数的2.6%,而道路交通事故却占全世界的21%(据最近的2002年的数据)

  当然,这也许多原因。其中之一是大量的驾驶员是新手。现在的驾驶员几乎没有开车长大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识也很差。许多道路可能很危险——要是没有这个问题的话,我敢说,这条路很新,也很漂亮。这就像美国的州际公路,只是更高级:护栏上有尖角,很引人注意,不粗,也不难看,分隔路面的栅栏是由削好的木条组成的,设得很高,晚上正好能挡住对面汽车的灯光。护栏外面,斜坡路基上长满了草,并种了同一种树(常常是白杨)。路面铺设很平坦,路标很少,但是很清晰。我们偶尔可以看见穿着橘黄衣服的工人在路中间的分离带剪枝,或用老式的手工制作的扫帚清扫路肩。附近也没有养护车,无论去哪儿,他们都是步行。

  我担心的正是扫路工人。这条路是双向两车道。但两边各有一条路肩,并且路肩刚好和正式的车道一样宽。这样,朱和其他一些人就把路肩当正式车道行驶,并不理会那些禁止这样做的警示牌。偶尔有扫路工人或废弃车辆隐约出现在路上,朱就猛地刹车,然后转弯到正式车道上。一旦越过路障,他又会驶上路肩,然后再刹车,转弯,按喇叭——就像在一个电子游戏里。不同的是,游戏会结束,你也可以走开,而我们,实际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李露,朱先生知道中国每天死于道路交通事故的人比在整个SARS期间死的人还要多吗?我问她。李露翻译给朱,朱看着我笑了笑。我想他不懂你的意思。李露说。我们商量了一下,随即李露从后座上告诉他,我们都非常希望他能稍微开慢点。朱侧身看了我一眼,之后——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他开得更快了。

  第二天早晨,朱终于感到很疲倦,并问我是否愿意驾车。我犹豫了一下,我以前研究过这类规定,并确切地知道外国游客是不许在中国的城市之间开车旅行的。然而,大多数中国人似乎从不介意外国人开车;而且,开始时是赵问我是否愿意帮他开车的。我不会逃避这个责任。所以我说好的,然后爬进了驾驶室。

  今天开车的情况与前一天完全不同。我们远离了海岸和高速路,更多时间我们是在两车道的国道上行驶,沿路经过了许多城镇。俱乐部的每个成员紧紧跟在一起,而且通过车载无线电,他们也谈了很多。我们的领队赵湘杰向我们道歉,因为昨天开车时间太久。即便没有浓雾封锁高速路,也没有因为下雨和假日拥挤的车流而造成的减速,第一天的行程还是太长了,所以他觉得很抱歉。但那天下午到达三峡时,他还是显得很乐观和兴奋。他主持着车载无线电的谈话,鼓励每辆车上的人们依次介绍自己。有人讲了笑话,有人唱了歌。范力,开白色沃尔沃的那位,拿出一张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CD,用话筒对准喇叭,放了一首温柔地爱我,以此向我致意,因为猫王是我的同乡。

  早餐后一小时当我们通过一个村庄时,有人吵着提出要方便。在城镇边缘,男士很容易找到地方方便,女士的处境则有些尴尬。中国农村还没有汽车文化,更不必说消费文化了,而且附近没有餐馆,没有快餐店,没有加油站,也没有便利店。尹爱琴和她的女儿犹犹豫豫地敲开一家农舍的门,随即被热情地引了进去,带到了后面的厕所。后来,在她们开车离开前,尹把一小盒从北京带来的巧克力扔到了那个农民的门前。

  因为路上缺乏驾车旅行的相关设施,所以这些有组织的自驾车旅游活动广受欢迎。除了事先计划好我们每天停车吃饭和睡觉的地点(与当地的旅行机构联系)之外,赵湘杰还带了一个修车专家。沿途汽修厂极少,而且相距遥远。这些北京人出来主要担心的是,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抛锚,附近又没有可以信任的人提供帮助。

  在国道上开车比在高速路上更有趣,也更折磨人的神经。路上常有大量的人:骑车的,步行的,还有开小拖拉机的;也常会遇到十字路口。我最始料不及的是,很多地方我必须把车开道路中间,因为农民们会在公路上占用一片地来晒谷物。有时候这些谷物晒在蓝色的防水布上;有时候他们用石头和木板围住一块地来晒。车辆常常因此而放慢行驶。我还听说中国的农民有时把他们的小麦穗铺到公路上,这样过往的车辆就能为他们把麦子碾出来。但是,这种占用行为其实是对高速公路的侵犯。

  我想逗一下朱,于是我问他,他这么有钱,为什么不买辆宝马?

  不好,他说。他解释说,当很多外国汽车生产商在中国设立工厂,以合理的价格生产高质量的汽车时,所有的宝马车却都是进口的,都加了很高的税。实际上,进口汽车往往要加50%的关税和其他税,使这些车价位很高。如果你想炫耀奢华,你可以像山西的那些煤矿老板那样,到城里买一辆悍马,那种车每辆价格高达20000美元。但朱认为那是荒唐的。他说,他在家里留给妻子的大众帕萨特是国产的,和许多国外设计的性能优良的汽车一样,它们都是和中国公司(其中有的是政府所有,有的是政府控制)组建的合资企业生产的。政府希望这种安排能促进国内汽车工业的发展。

  午餐后不久,我们开始看见关于三峡的标志。我们沿着造价高昂的山间公路前行,穿过隧道,最后进了三峡。沿途守卫很严密,有许多岗哨、监视器和警告标志。当我们停在路边时,一个警察过来检查每个司机的驾驶证,我很高兴地趁机和朱交换了位置。一个向导坐进了我们领队的车里,随即通过无线电开始了一连串的介绍。在导游介绍的空隙,我问朱,他觉得我开车开得怎么样。

  他说你是个好司机,但他也有一些建议。李露为我翻译朱的回答,他说你还要改进,要更大胆。

  三峡工程是历史上最宏大的工程之一,也是我们这次行程的第一处名胜。截止目前,三峡工程已经投入了750亿美元(其中包括腐败和移民安置的费用);将有一百多万人要进行移民;它横跨世界第三大河——长江,能发的电将超过任何已有的水电站。水库从2003年开始蓄水。三峡同时也成了一个巨大的军事目标。和中国的许多项目一样,三峡的规模极其庞大。我们30多个人停了车,登上一辆巴士。巴士把我们带到了坝顶的参观处。我们先是在屋内看了大坝的模型,然后,和许多参观者一样,在景点周围四处游览,拍了许多照片。范力看来对摄影有真正的兴趣:在他女儿不断地摆出各种姿势时,他带着沉重的尼康数码相机,采取相应的夸张的姿势来拍摄。一些人则把镜头对准了大坝。他们自豪地确信我看到了壮丽的景观,是伟大变化的见证人。而他们自己,则是变化的先驱。

  朱的现代车的仪表盘上有个六CD的换片器,其中有汽车放松音乐,是邓丽君情歌的乐器演奏版。邓丽君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台湾的流行歌手。然而,朱真正喜爱的是像红太阳:军歌选集(第二集)”这样的老歌。这些充满雄心壮志的歌曲令人想起过去的岁月。我表示惊奇:像他这样的现代商人竟然如此喜爱那些老的社会主义歌曲。朱回答说他曾经在一个农场里劳动,而这是伴随他成长的歌曲。

  我注意到,范力,这位电视制片人,也是这个虔诚的阵营中的成员之一。他有一个合成树脂制作的领袖肖像。挂在沃尔沃车仪表盘的顶部,我问到了这些情况,也赞扬了他装在前排座椅背面的DVD屏幕(这是供后排乘客用的)。听了我的话,范力邀请我乘他的沃尔沃一个上午。他的女儿珑茵和记者贾林坐在后排。珑茵讲了一些关于他爸爸的情况,她说,我的父母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备受折磨。范力不耐烦地打断了她。

  珑茵叹了口气,翻译了他爸爸的话,我爸爸说:人无完人。每个人都会犯错。毛主席救了很多人,为了这些他牺牲了他的妻子,儿子,和整个家庭——也就是一切。现在他走了,但我想回到那个人们分享一切的时代。’”

  但你真的想分享一切吗?我问范力。难道分享不是意味着不再是有特权的少数派才能拥有新的沃尔沃吗?

  我认为现在是一个必经的阶段。范力说,他的女儿翻译,我们得前进。

  我们已经等了很久想尝试资本主义制度了,珑茵说。她很怀念法国和她的法国男友。她还说,她希望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献一份力,也许是通过做演员经纪人的方式。另外,在两到三个月后,她希望取得驾照。

《纽约时报》报道中国自驾游活动(5)

  我们愉快地到达了洪平()。这个小山村笼罩在一片雾里,空气很凉爽。村子两边都是陡峭的山,山上长满了落叶乔木,充满了弗蒙特(美国州名)式的怀旧气息。下午刚过我们就到达了宾馆,是一家三星级的,很干净,但是没有餐厅、电梯和简易停车场,所以我们很快就离开了。李露告诉我:北京人很挑剔。他们不喜欢那儿,所以领队赵湘杰只好另寻他处。在我看来,后来找的新宾馆只是稍好一点,但其他人对此很满意。吃饭时,赵回来为他选地不当一再道歉。但人们沉浸在杯盘的乐趣里,因此很快原谅了他。

  当点名后离开宾馆时,路边有很多摊贩。范力以他奇妙的能力模仿一个卖甜瓜的老太婆,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周和其他人早就听说镇子的边上有一个文化宣传活动——一个当地少数民族的技艺展示会,建议我们也一起去看看。朱提出异议,说全俱乐部的人都去更有意思,只要有一个人留下就好了。我们留下他,步行去了那儿。因为到得很早,还在前面找了一排座位。

  虽然周律师几乎不会说英语,我还是对他的单位很感兴趣。他很俏皮,阅历丰富,喝过酒之后也会很热情开朗。每次只要他一开口,准会逗得李露放声大笑。

  另一方面,朱也给我带来了一些难题。我不仅是他的乘客,还是他的室友,这是个苦差事。他抽很多烟,不论是洗澡后赤身坐着时,粗声粗气地和他的妻子打电话时,还是在床上用枕头撑着看电视时,都在抽。我常在早上被他打火机的声音和飘在我床边的烟雾弄醒。他大声地打鼾,上厕所也不掀马桶座垫,甚至常常在电视没关时就睡着了。常常是我到床头柜那找到遥控器,然后关掉它。

  在洪平的那晚出现了点困难。当我看完文化演出回来时,朱躺在床上的被单上面,看一部1956年的著名黑白电影《铁道游击队》,影片讲述的是中国的农民战士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军的统治的故事。当我走出浴室时,那些游击队员正进入帝国主义者的行政部,接着开始了一场激烈的厮杀,日本人被砍得东倒西歪。朱满意地咕哝了几句,随后就睡着了。我看着日本人不断地被砍倒,最后我都不敢相信地球上还有人能活着留下来。这时,朱的鼾声响起来了,我开始找遥控器,但怎么也找不到。电视机上没有开关按键,插头又在沉重的梳妆台后面。我必须得找到遥控器。最后我终于找到了,拨开朱的一堆烟头,遥控器就在下面。我把他翻了个身,抽出一些烟头,塞到耳朵里,然后睡着了。

  第二天,我表示想换室友,李露对我的愿望表示同情。周律师曾说他愿和我同住。但李露说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我离开他,朱会觉得很没面子,对像他这样的男人来说,没有比丢面子更坏的事了。她说。

  次日早上我们开始徒步穿越烟雾弥漫的、陡峭的神农架。这个以华中屋脊著称的地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自然保护区,共有272平方英里,有六座海拔10190英尺以上的山峰。同样著名的还有,这是中国大脚印的故乡。在当地的传说里,这种生物,曾带着一个大胸脯的同伴在浓雾中缓慢穿过。在公园广告牌的一角,我们曾看见有人在扮演这对多毛的夫妇的场景。尽管这些传说都很神奇、美丽,我们也能设想有一个猿人快乐地生活在这里——但毕竟没有人真正见过。

  警察在公园入口处指挥交通,当我们离开的时候,一个警察注意到我坐在朱的车里,就挥手让我们过去。他指了指一个标志,表示在前方外国人是不许游览的。朱把车停到一边,用无线电喊来了目标汽车俱乐部赵总指挥。我们的整个队伍都停下来了。经过20多分钟的讨论,警察终于同意放行。赵湘杰是很有说服能力的。

  他们这么做是为什么?我问李露

  前方的山里有一些军事基地,她说,估计那里有导弹,为了保护三峡大坝。你在路上看不见那些基地,但是军方怕有间谍。

  但是时代在变,对吗?我问。她似乎不确定,我也不知道答案是不是

  我们开了一个多小时,在另一个山间小镇木鱼停下来吃午饭。吃到一半时,一个警察看见了我们。我想,糟了。当我们离开时,另一个警察又看见了我,严肃地说了些话。赵再次被叫来了。后来又来了些警察。我把护照拿出来接受检查;接着又打了个电话。指示下来了:我得返回。过去的中国的一些做法仍然在我们周围存在。

  赵把我带到一边安慰了一下,把一卷人民币塞到我的手里。他说,李露和我得乘出租车返回红平。另外他再想想替代的办法。我们可以在红平打手机和他联系。

  解决的办法很费力:坐出租车、火车,再坐出租车,明晚和队伍会合;或者多花点钱一直乘出租车,明天下午和他们会合。但就去不了武当山,也会不了那些以军事计谋著称的道士们。

  我们最后还是绕道在半夜2点左右,我进了武当山的宾馆。朱赤身睡在床上,还是在打鼾,电视还在放节目,房里灯火通明。回来的感觉真好。

  第二天我们乘缆车到了武当山顶的一座云雾笼罩的道观。那儿有一座特别的庙宇,听说在里面供奉了香火钱就能影响你的命运。记者贾林与道士商谈了一会儿,供奉了较大的一笔:100(约合12美元多)。李露向我解释说嘉林确实想找个对象,希望能达成心愿。嘉林希望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探险,而在活动中,她也许能遇到合适的人——这是她参加这次旅行的原因。然而,事情至今仍未成功。

  我们的速度在加快。国道限速50迈,高速公路则达到了75迈。司机们从目标汽车俱乐部领到的行程指南上坚称,我们必须遵守这些限定(“这只是自驾游,不是赛车!这份指南上说,高速行驶是不必要的。”)然而所有的驾驶员也没理会这些规则,他们经常开到100迈,甚至更高。警车也很少见。令我惊奇的是,当驾驶员看到警车,他们一点也不在意。警察很少用雷达,他们也几乎从不让你把车停到路边。

  让朱和其他驾驶员担心的,是装在路上那些不起眼的杆子上的速度监视器。如果你驶过监视器时开得太快,它会拍下你的图像,接下来罚单就会寄到你那里了,就这么简单。在北京,朱知道他常走的路线上绝大多数有监视器的地点。但虽然每次他都离得很远,罚单总是少不了——有时每个月是70-80美元。

《纽约时报》报道中国自驾游活动(6)

  他的解决办法是找警察部门的朋友。他们给了他一个特别的红色执照,放在他正式执照的下面。他相信这个措施减少了许多罚单。但是,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朱也对李兴杰的尼桑SUV上的一种设备产生了兴趣。李兴杰今年42岁,个子较矮,头上已经谢顶了;他是房山商人小组的负责人。旅行队伍的成员对他的雷达探测器普遍觉得羡慕,这种探测器既能测雷达,又能测监视器。一天下午,我去看了一下,他正在自豪地演示他的仪器:传言是真的,这个设备还能提前告诉你前方的收费站和服务区。这种探测器是台湾制造的,李买它花了350美元。仪器底部用英语写着:可以探测大陆上的所有速度仪器。他过去每年要支付1250美元的罚单,买了探测器之后就不用交了。

  这不是一种煽动吗?我通过李露问他,这不是台湾在挖大陆法律的墙脚吗?

  与我相反,李兴杰回答说:这种探测器帮我们遵守法律。你必须守法。我们必须服从政府!

  李兴杰说,偶尔,违规以后,当你停在下一个收费站的时候,你就会接到罚单;但一般情况下,除非是发生了交通事故或其他违规行为,警察不会追你。他们只需给你寄罚单就行了。警车比较慢,但邮件却是可靠的。

  他很直接地这样描述自己:二十年前,我开拖拉机——我是一个模范农民!那时中国几乎没有小汽车。我是直到1988年才学会开小汽车的。

  在邓小平带领下,我走运了,因为我没读过书。那些读过书的人用传统的模式思考问题,但邓小平说过我们应该抓住机会。他做到了。现在他拥有北京房山半壁店水泥厂,这个厂是他开办的,当年他28岁。李兴杰性情温和、谦逊,但当我后来把他的名片给李露看时,她很吃惊:这个号码开头的数字说明他很早以前就有手机了——在手机还非常贵的时候。他非常非常有钱!

  正当我考虑这些的时候,队伍最后一次重新集结,就在一个漂亮的新收费站的一边。里面装饰的氖灯把那里照得如同黄昏。我们队伍里所有的汽车都是最新的车型,其中多数汽车你可以常在中国看到。驾驶员中的大多数富人都是先富起来的那一批。数码相机,炫目的手表,所有这些在我家乡都会被认为是暴发户的标志。但在我家乡看来是退化的东西,在这里则是标准的做法。事实上所有的富人都是暴发户,因此这个观念毫无意义。

  我们在洛阳的四星级宾馆大楼里度过了最后一晚。我正把费力地把行李箱搬到我的房间时,朱正领着两个衣着整洁的女临床医学家到我们的住处。她们坐在我的床沿上,很迷人——嘴唇润泽,腿交叉着,高跟鞋在床边晃来晃去——并招手让我加入他们。朱对我的谨慎哈哈大笑。我则想知道他究竟最喜欢旅行的哪一部分?是开车的时候,还是停车之后?当然,他两者都充分享受了。

  这次旅行最后草草收场。每个人都在同一条高速路上往回赶。不需加油就可以回到北京,所以没必要紧跟在一起。嘈杂的车载无线电慢慢安静下来。如果从团队活动的角度来说,旅行已经结束了。

  当朱的现代车在绵绵不断的交通堵塞中缓缓移动时,李露看来很高兴——终于到北京了。她承认她的朋友对于她经历这样一段旅程很惊奇:我只是个北京女孩!不是运动迷,也不是汽车俱乐部成员。但是朱似乎有些失望,因为离开了城市外面的路。他想请我们到市中心附近的一家面条餐馆吃晚餐,所以我们先得赶到那儿。

  车在公路上慢慢爬行,我们谈起了北京政府怎样试着控制庞大的新车数量:一个解决日益增长的街道混乱的方案是,严格控制摩托车的数量。朱认为这比上海的方法好。上海为了降低汽车的数量,设置了很高的上牌费(现在已接近5000美元)。为了缓和交通,降低事故,上海已经在一些主要街道禁止自行车行驶。这个消息也让我很惊讶。

  朱的一个警察朋友在餐馆里迎接了我们。事实上,是他付的帐单。(朱和政府部门的密切关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问他怎么看待街道赛车的情况,因为我听说正在成为北京城的一个问题。他说,是的,他也听说了,但他从未亲眼见过。朱则看来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

  接下来几天,朱将在北京郊区的餐厅和宾馆里招待我和一些朋友,这是他当作业余爱好来经营的。周律师也会在后海湖的一家豪华餐厅款待我们(包括开雪铁龙的王氏一家)

  显然,没有人希望旅程结束。(“这次旅行真的那么有趣吗?旅行结束后,我多次问其中一些人。所有人都郑重地说是的。)

  中国的汽车行业被一种积极乐观的情绪包围着。你可以看到这种兴奋在延续,甚至在增长,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在买车:中国现在平均每千人拥有不到7辆汽车,只和美国1915年的水平相当。每个人都希望汽车拥有率能保持增长,这意味着到2020年,中国将有13000万辆车在路上行驶。据估计,到2030年,汽车数量就会和美国一样多。

  这容易让人想起美国生活中正在消逝的传奇故事:对汽车的迷恋,对拥有汽车的兴奋感觉。但是在这个地区,美国文化似乎比中国文化更成熟。根据统计数据和背后的利益,不难见到汽车制造业带来的连锁反应。当我在北京的时候,《自然》杂志报道这个城市的空气污染比原先估计的严重得多。在过去的十年中,二氧化氮的浓度增加了50%,增速还在加快。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2004年,北京的二氧化硫含量水平是纽约的两倍多,空气悬浮物的水平更是高达后者的六倍多。去年中国制定了第一部关于综合排放物的法律,但是面对交通运输部门巨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这部法律没起到什么效果。到2030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超过美国——目前的世界最大排放国。因为全球供应有限,这个国家日益增长的燃油需求量将使其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估计,到2030年,中国进口的石油将和我们(美国)一样多。

  在慢得像蜗牛似的回北京的路上,朱路过了城市边缘的一个地区,那里正在被推平,并将建成一个高收入的、能为汽车提供服务的郊区。实际上,在中国许多城市的周边,这种现象到处都在发生:一些新的社区和新的主题领地,这些都是为有车阶层准备的。而那些被明显忽略的则是对公共交通、公共场所和公共通道的相应投资。我们在一个令人疲倦的旅程的最后,陷入了交通拥挤之中,这很容易让人担心——中国人并没有规划一条创新的道路进入汽车时代,而是沿着一条我们十分熟悉的道路走来。

《纽约时报》报道中国自驾游活动(7)

  北京目标行动汽车俱乐部是北京社会活动运行比较成功的汽车俱乐部,成立五年来,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俱乐部运行的指导思想,举行了多次公益宣传活动,数百家媒体曾经对目标行动汽车俱乐部进行过采访和报道。经外交部新闻司批准,这次美国共派记者3人参加俱乐部活动。俱乐部浩浩荡荡的车队风貌吸引了我国江南无数眼球的关注,所有看见车队的祖国各地旅游者都说:还是北京人会玩!玩的时尚和开心!车队所到之处,受到沿途各地旅游局的欢迎和接待。美国记者全方位地对活动进行了深度采访和报道。这次在《纽约时报杂志》刊登的11个页张的中国自驾游特刊,全面反映改革开放的中国驾车一族的节假日驾车活动全程记录,同时向西方社会报道中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幸福安康时尚的崭新风貌。

  北京目标行动汽车俱乐部今年还将组织中华健康快车四川光明行过雪山草地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大型驾车体验活动“2006穿越罗布泊环保大行动,还将于1020日举办穿越阿拉伯16个国家的跨世纪大型文化考察活动中阿友好万里行,这些活动受到了驾车爱好者的欢迎。